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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制造”到“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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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I



王志纲工作室日本考察记(文/谢雯敏)


樱花四月,王志纲工作室一行东渡日本,从大阪到京都到东京,仿佛一场时空穿越之旅,探访日本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脉络。在日本考察的短短七天,日本的很多见闻,常常让我感到惊讶,日本人的礼貌、日本人的精细、日本人对环境的保护、日本人对文化的传承……作为一个与中国具有相近文化的国家,日本常常作为中国发展之镜鉴。特别是研究二战后日本这段奇迹般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制造业的荣衰对经济的影响贯彻始终,中国目前正走的,也正是日本曾经走过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粗放经济不会永远保持高速增长,面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及结构转型等问题,日本经验,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金字塔的关键塔基——中小企业撑起的“制造强国”

日本从开始工业革命以后到战后的一段很长时间,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重大粗厚工业”一直统治着日本的产业界。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丰田汽车、索尼公司为代表的“轻小细薄”企业才成为日本的代表性企业,从而真正开始了战后历史上日本制造业的黄金时代。现在讨论“Made in Japan”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把眼光集中到丰田、本田、索尼、松下这些有名的代表日本制造金字塔尖的大企业身上,但其实,支撑这些大企业背后的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才真正构成了日本成为制造强国的关键塔基。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存在,使得日本社会在战后经济成长时期避免了世界上绝大大多数国家在类似的情况之下出现的两极分化、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等不安问题,从而保障了社会平稳、经济增长的局面。

据统计,日本全国约有450万个中小企业,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雇佣的劳动人口占全部雇佣数的70%。日本法律上定义中小企业的范围较宽广,一般从雇佣人数来讲,300人一下算“中小企业”,但除了爱知县围绕着丰田汽车公司的那些企业之外,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员工数字的中小企业并不多。在日本说起“中小企业”,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东京大田区或者东大阪市的那些员工数在100人一下,其中多数又在50人以下的那些制造业厂家。

这种大量存在的中小制造企业与其支撑的大企业之前,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系列企业”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个有强大产品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的大企业,为这个企业提供零件总成的成为“第一次供应商”,“第一次供应商”下又有一批“第二次供应商”,如此类推,以丰田为例,下面的供应商就有1000多家。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订货和提供所需产品和劳务的关系,小企业自身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研发能力,能够参与到大企业的产品规划设计中。以我们参观的最上inx为例,企业一方面为富士通、松下、欧姆龙等企业提供薄板金属零部件的供应商,根据上游企业的要求,研发生产出要求的零件,另一方面企业不断深挖这种精密薄板加工技术,专门研究“金属试作”,不断钻研提升工艺。正是这种工艺技术和研发能力,上下游企业得以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订单稳定,市场风险也小,便可专注于技术研发。日本的很多小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只生产一种产品,专攻一门技术,磨练一项工艺。在一个领域长时间的专注,使这些企业更容易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

现在一直被讨论的“代工”问题也许就最好的说明日本小企业与中国小企业的区别。中国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大多是为国外大企业配套或向国外大企业提供各种劳务服务的,国外企业在中国进行的生产都是已经成熟了的产品,不会让这些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其产品开发的过程。光靠“代工”是既不能得到技术也不能得到市场的。
 
二、 精致无处不在——职人精神与日本产业的特质

日本小企业对工艺的执着钻研,反映在日本民族性格的一词就是“职人精神”,这构成日本制造业的特点——“精细化”。

日本450万的中小企业中,其中有超过10万家百年以上的老店企业成为中小企业的台柱,由几十万职人作为其主要构成。从京都府厅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京都这种百年老店就有1000多家,职人文化在京都得到很充分的展示。这些当时为皇室和贵族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手工艺人,涉及织染、陶器、涂漆、五金、和纸等各个方面,这些职人从上一代承受技艺,一生以“日无旁视”的专注精神从事其职,完善技艺,然后传承给下一代职人。今天,我们在京都看到的宇治茶、西阵织、月桂冠酒、莳绘漆、西阵“富宏染工”,都是传承好几代人的老店。 

溯源历史,日本从飞鸟时代传入华夏的典章制度之后,也将社会分成“士农工商”,但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壁垒并不森严,“工”即职人受到相当的尊重。日本把这种文化称作“重职主义”,即劳身的手工艺职人受到社会的敬重。日本人尊敬勤勉的职人往往超过崇拜出类拔萃的天才。

日本有两个成语形容职人文化的特点,一个叫“一生悬命”,即一生把命都悬在所从事的职事上,是敬业精神的具体写照。职人文化的这种精细、敬业,通过勤勉和努力,追求技艺的完善的特点,在日本的中小企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以我们参观的最上inx企业为例,企业的试做产品,那些薄如蝉翼的金属薄片,小如米粒状的剪刀,都是工人不断的一遍一遍打磨修正的结果,日本人真有将工业制造也当成工艺品创造的能耐。

在现代制造业普遍都面临着加工能力过剩问题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的这种精雕细作、讲究个性化的特点就表现出其优势来。在这种基本供给过剩的市场中,具有个性化生产技术或产品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最后生存下来。而个性化的生产或产品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发明了全新的生产技术或产品,还有一种就是在使用现有技术生产既存产品时,通过种种方式表现出自己企业的个性,也就是日本企业所追求的“改善”。日本小企业在产品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能表现自己独创性的余地,主要是在生产技术上的“改善”。日本人对于改善的理解是:市场始终在变化,质量的提升需要点点滴滴的积累,这些都有赖于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前人研究日本制造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日本制造业领先于世界的那些领域,事实上都属于那些还无法完全用数值解析,而只能靠长期乏味的摸索和经验积累以后才能看到成果的范围,例如材料制造这种要进行大量的配方实验和数据对比的工作。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人甘于寂寞,能够长期进行这种摸索和整理工作,不能不说这是手工艺人的天性。

另一个叫 “一筋”,有点类似中国的“一根筋”,即专注于一道、一艺,从一而终,决无变心的可能。这好像有点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没有变通的余地般顽固。不好说这种观念是好是坏,中国有句俗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定。在企业经营中,经常讲“核心竞争力”或者是“选择和集中”,也就是说,要理解自己的强项并在强项领域中去竞争。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日本制造业开始萎缩,很多干实业做的很踏实的企业,开始多角化经营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疯狂地涌入虚拟经济和土地,结果输得精光。同行的宫川先生就讲到一个例子,在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很多大企业也把钱投入旅游地产,像在箱根这里,有很多度假村和酒店就是泡沫时代的产物,在泡沫崩盘时,那些企业不得不砍掉那些投机的部门,最终回归到实业的主体上来。日本在泡沫膨胀的时代,这种投机的心态也一度统领整个产业界,违背了日本传统的产业精神。而在泡沫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实业回归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会更加审慎企业的价值与目标,更加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企业伦理观越来越受到重视,日本传统的产业精神又回归正统。
 
三、  中国:野蛮增长的反思,重塑工业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沿海地区众多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形成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了国际竞争力,赢得了大量的国际订单,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生产外包基地,“Made in China”全球闻名。2007年以后,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新劳动法的实施、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购买力下降,以及越来越苛刻的国际环保法规的实施等因素,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遭遇“灭顶之灾”,给中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中国制造”这种野蛮式增长的背后,暴露的深层次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能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不及格被大量召回、食品安全问题、社会责任的缺失……所有这些矛盾的激发,最终将逼迫中国产业经济的转型。 

现在,面对中国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仍然是一个战略课题。

如果从文化特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去分析,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文化特质的影响。如日本制造业的精细化特质与日本的“职人文化”密切相关。回顾中国三十年的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三十年的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背后的根本的推动力,不乏说确实从政府到每一个人,对财富的追逐,把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一个价值标准,这种“财富标尺”把企业推向了追逐利润的沼泽。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界的一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文化,整个经济活动指向实用性和功利性,那些频频曝光的地沟油、毒奶粉、毒胶囊等食品危机事件,折射的很多中国企业对社会发展所承担的责任、对消费者的利益、对法律法规的漠视。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制造业谈升级转型,首先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企业的这种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出发点、以创造顾客为目的,以科学的态度、强烈的责任感与合作意识为基础,追求不断进步的制造业精神,值得每一个中国企业深思与学习。

前些年,格力总裁董明珠发出“中国创造之路”的倡议发人深思。她提出中国企业应该践行一种“工业精神”,一种专业化精神、务实精神和执著精神。企业应该把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事业的核心,而非简单的赢取利润,企业的利润应该来自于自主创新而实现的核心技术的发展。从1991年到2011年,格力的产值从4亿元做到600亿元,企业的战略目标——成为全球制冷领域的领军企业。在家电多元化成风的环境下,格力却一直坚守专业化的战略思考:由于专业化,才有领先的技术地位,进而就可以创造更大的市场。在格力展览大厅的入口,有几行刻在玻璃板上的文字:“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一个没有精品的企业是丑陋的企业;一个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没有脊梁的企业;一个没有脊梁的企业是永远站不起来的。”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字之差在于观念的转变,立足于创造,才能静下心来钻研技术,做好产品,而不是急功近利,赚快钱。“日本制造”背后所蕴含的工业精神,应当植根于众多中国制造企业的灵魂深处。格力,不应仅仅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特例。

Admin



经过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大幅放缓,最近有关“中国经济神话即将破灭”、“中国经济即将重蹈日本泡沫覆辙”的言论出现在很多媒体上,甚至一些曾经对中国经济奇迹大加赞赏的外国经济学家也开始质疑“中国经济神话”还能否持续。

不久前,王志纲曾带队专门就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后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对日本进行了深度考察并与日本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次日本之行,让王志纲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以下是工作室运营部对王志纲先生的访谈内容:

王老师,为什么您这次考察的目的地选择了日本,而不是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呢?
王志纲:这次选择去日本考察的目的就是结合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是怎么度过这二十年的,来寻找对中国经济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答案。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无论在文化、地理、发展路径等方面都和中国有着很多相像的地方。尽管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恩恩怨怨,今天的两国也面临着像钓鱼岛问题一样无法回避的摩擦,甚至是冲突。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日本确实是我们最好的借鉴,更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对象。

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飞速发展的时候,您对日本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王志纲:78年-82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整个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时候感觉美国还很遥远,欧洲还很陌生,整个日本就一下子扑面而来。电视上播出了日本的《追捕》、《血疑》等很多电影电视剧,还有 “三大神器”(彩电、冰箱、洗衣机)家电整个冲进中国,当时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广告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也家喻户晓。
那个时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日本的资本财富一下子增加几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人均GDP超过美国更是指日可待。这时候美国经济一蹶不振,传统的制造业已经被日本打的晕头转向,像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都被日本风头压过去了。日本人把好莱坞大的影视公司买了,甚至把美国纽约的标志洛克菲勒中心也买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知名学者 傅高义 写了本书,叫《日本第一》,对日本更是大加恭维和吹捧。当时美国感到极度的不安,惊呼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没获得的东西通过市场战争全部得到实现。
作为我个人来讲,因为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所学的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大多是日本的。那个时候日本经济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飞速发展,丰田管理模式和终身雇佣制等日本企业理念也风靡中国,这些企业管理方法即吸取了西方管理理念,又结合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东方哲学。因为对日本的关注我专门学了日语,下了很大功夫,我曾直接可以用日语通信,而且还可以当导游带日本旅行团。当时就是想拼命的以日为师,研究日本的神奇崛起。
可以说,那个时候日本完全成了一个神话,成了中国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
(傅高义1979年推出的《日本第一》一书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 )

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泡沫破灭前是不是经历了一段“疯狂”的时期呢?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年前的日本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日本经济泡沫时代产生了很多所谓的“奇迹”。
像中国如今的鸟巢、水立方、大裤衩一样,现在的东京街头依然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建筑,这些东西就是经济泡沫时代的标新立异的产物。只是当时被人津津乐道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泡沫时代的耻辱柱和纪念碑了。
再比如说,在日本经济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日本曾经有一个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叫堤义明,曾是东京都的大地主,按照当时的泡沫时代的市值,他是全球首富,那些搞实业的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现在呢,泡沫破灭,已经人去楼空、无影无踪了。
还有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艺术品的疯狂”。当年有个轰动世界的事件,梵高的《向日葵》,日本人以当时创记录的39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来。当然比起现在中国的暴发户动不动花数十亿元竞拍古董,他们当时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些例子是典型的“泡沫经济并发症”的表现。二十年过去了,日本当年所出现的现象全部在中国表现出来了。全世界的奢侈品,有哪一个不是中国人在折腾?全世界的名艺术品哪一个不是中国人在后面推波助澜?今天的中国也有这样一大批“泡沫化”的人,借助着资产的放大和货币的超发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巨大财富,但未来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笑柄。

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的读者分享一下您此次对日本经济考察的一些感受呢?
王志纲:这次去日本考察,我得出了个结论,日本泡沫破灭后的二十年不是失去的二十年,而是站稳脚跟的二十年。
在我看来,日本这个老牌帝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二,日本在经历泡沫后是如何站稳脚跟的,这个经验对于年轻的中国来讲最为重要。首先,因为在泡沫经济时期没有放弃本业,所以丰田、日立和三菱等一批企业依然代表着世界制造业的顶尖水平; 其次,日本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界立刻提出了回归实业的口号,众多企业又回归到脚踏实地的发展阶段;最后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中小企业的顽强生命力,特别是在京都,有许多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都是靠对产品、技术的不断研发和创新而度过众多危机的。
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能迅速站稳脚跟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考验一个国家实力的不是看它在经济大繁荣中能发展的多好,而是要看遇到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候,他能否仍然屹立不倒。
我在箱根的时候,住在欧姆龙在富士山旁边的宾馆里,一到这个宾馆吓了一跳,这个建筑就像废弃的厂房和生锈的变形金刚一样狰狞和古怪。后来日本的专家告诉我,欧姆龙还算是受影响小的,但即使如此,也被泡沫经济所鼓舞去做酒店和旅游业,因为老板是做制造业出身,设计师就去迎合老板的意愿,做出来一个变形金刚似的破建筑、烂建筑,狰狞不堪。伴随泡沫的破灭,时间会证明凡是坚守制造业的,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企业都站稳了脚跟,凡是那些纯粹泡沫化的,像堤义明这些过度介入了金融和地产的,就会受到重创,甚至破产。
反观中国,不得不让人担心,一旦出现经济危机,那些只会开顺风船的央企、国企还能不能靠得住。离开了特殊照顾,它们先天性的体制缺陷有可能让他们陷入自顾不暇的困境,指望它们来拯救中国经济是不现实的。而作为国家经济主体中最为活跃、最为稳定、同时也是贡献最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多少年来,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对危机的应对能力显然比国企强很多。这些千千万万个厮杀在战场前线的民企才是中国经济复苏最强有力的助推器,是需要被重视和给于更多机会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高度推崇华为的原因。谁说民营企业不能做成世界五百强?谁说民营企业不能成为中国的脊梁?谁说民营企业不能成为支撑中国的战略性支柱?如果中国有十个、一百个华为,如果华为这种精神能成为全民精神,中国就不得了了。
国内外很多专家都在预言“中国奇迹难以为继”、“中国经济泡沫即将破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王志纲: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的确是不可以持续的,面临着危机。
为什么说面临着危机呢?其实从国家政策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认为经济发展可以持续,国家为什么会在十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呢?正是因为国家意识到了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所以才提出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可惜的是,十年下来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情况越来越严重。路径依赖、粗放经营、污染加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模式、房地产泡沫、国企靠着特权进入房地产抬高地价、套牢银行,然后政府货币超发,整个国家都在搓泡沫。这十年,我们一边在喊要科学发展观,其实完全是以非科学的方式往前走,实业空心化,没人再愿意做实业了,都做泡沫去了,因为钱来得快,机会多。这些情况越看越像日本泡沫破灭前的国民心态和社会风气。
再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
首先是出口这驾马车,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人民币升值,出口已面临很大困难,再加上人口红利结束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加剧,劳动密集型企业肯定要往其他国家转移,当年没有亚洲四小龙的“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就没有中国的机会。同样,中国今天要腾笼换鸟,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定要往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这些地方走,这是明摆着的。
第二驾马车是内需消费的拉动。内需消费六个字,吃、住、行、游、购、娱。首先说最基本的吃、住、行,吃,已经到极致了;住,能够装三五亿人的房子大量空置;行,车已经过多,连县城都堵车。再说游、购、娱,游就是旅游;购就是采购;娱就是娱乐休闲;这三方面就是所谓的文化产业,这是需要时间和政策来培育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就只能靠第三驾马车——投资来拉动经济了。近十年,中国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政府采取极度的凯恩斯主义来干涉市场经济,超发货币和重复建设,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刺激经济、拉动经济发展的目的。据统计,近十年,中国基础建设的投资对中国GDP贡献率达到可怕的40%-50%,而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这个数字也不到30%。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危机和矛盾全部会累积到不远的将来,泡沫迟早会破裂。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当危机真正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强筋健骨,怎么在危机中生存下来。

面对眼下这不可避免的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王志纲:我的观点是直面危机、应对危机。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新兴国家在经济大发展后都会遭遇经济危机,经济的过热就会产生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真正考验一个国家的不是在经济起飞时能发展的多快,而是要看在泡沫破灭后如何站稳脚跟,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其实冷静的回看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就会发现,中国没有哪次改革不是危机逼出来的。
第一个,农村改革。取消一大二公,实行大包干,解放了农民,也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接着是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城里人自己解决饭碗。仅就一个放,就放出了今天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还有加入WTO,一逼就逼出来个“世界工厂”。第三个,国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债台高筑,难以为继,生存不下去了怎么办?才有了国有企业的转租卖(转让、出租、拍卖),才有了国有企业改革,才有了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才使中国的经济重新复苏。
但人都是善忘的,一旦改革成功后,很多人都把它当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就都不愿意继续改革了。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又会有新的危机出现。
改革往往伴随着危机而生,危机的结果就是改革,是重新走向“尊重真理、尊重规律”的过程。什么叫“尊重真理、尊重规律”?既然中国承认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也希望西方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就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做。第一,要回归正常,反对垄断,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条件和竞争空间;第二,反对所有制歧视,充分重视民营企业,并给民营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第三,重提实业精神和精细化精神,“不劳动者不得食”,那些金融、地产等领域投机分子和泡沫制造者应该受到惩罚,并在此基础上弘扬积极、健康、脚踏实地的民族精神;第四,小政府大社会,执政者严禁过度经商和介入经济,政府要专心做好服务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须的政治体制改革。
危机危机,就是危中有机,我相信只要中国能够直面危机,政府有魄力进行必要的改革,企业能沉下心脚踏实地的发展,那么就能把危机变成转机,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
(摘自王志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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